不是我父親的朋友就是我的同學，因此知道她是我的永定同鄉。第二，我一九六四年來台北做了十四年專業作家才進入新聞界工作，文音則在新聞界工作多年候辭職專心寫作；如今我已退休，和文音一樣是專業作家。

我十九歲到台北來兩個多月，皇冠與我簽約做基本作家，當時最重要的寫作場域就是在明星咖啡館。那時我在永和租房子，小小的房間裡沒有書桌，只能俯在竹床上寫作，總是寫得腰痠背痛。為了能有舒適的桌子寫稿，就常到明星咖啡館。一九六四年五月到一九六五年五月結婚前，我常常坐在明星三樓，面向著對面的城隍廟寫作，我的第一本書《屬於十七歲的》，大部分是在這裡完成的。

在明星咖啡館寫作，還有一個吸引我的特點就是自由自在，因為不管我在那裡寫多久，明星的簡老闆和員工都不會趕人，我總是點一杯八元、加了冰塊的檸檬水，它不像咖啡一下就會喝完，能喝得比較久。手頭上比較有錢時，中午就再點一客十二元的火腿蛋炒飯；沒錢時，就自己帶半條土司進去，不過當然不能讓老闆發現。

所以，這些年來明星咖啡館對我來說就像娘家，我總不時回來這裡懷舊，感受過去。現在台北的其他咖啡館，我走進去總會覺得不安、不自在。

鍾文音：
我開始寫作時，已經是連鎖咖啡館、連鎖速食店普及的年代了。那時常去麥當勞、或聖瑪莉這類連鎖店閒晃或者寫點什麼東西，但和季季不同的是，我貪圖的不是舒適的桌子，不是為了眷戀環境，而是為了冷氣。那時我租屋在公寓頂樓，沒有冷氣，悶熱得很。長久在台北的移動裡，我已經可以適應各式各樣的聲音背景，店裡環境再吵雜，也都能寫作。我最怕的不是環境，而是心情不好。一旦心情不好時，再美好的地方都頓成廢墟。

過去妳那一代的作家，會與咖啡館、或咖啡館老闆建立長久關係。我這一代的作家則是在咖啡館之間流動的，店的本身也是流動的，店裡的每個人也都是城市流動的身世。

季季：
不止是場域定點的不同，我們那個時代的聽覺也不同。我們是習慣安靜的，你們這一代是慣於吵雜的。我在吵雜的環境下沒辦法寫作，但吵雜對你們這一代卻像是一種薄膜，把你們包起來，太清晰反而就不能寫。就像張愛玲的電車一樣，沒有電車聲反而睡不著。那是習慣，是時代的聽覺背景不同。

鍾文音：
對，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聲音背景，現在到處都是電波，從手機到捷運，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聲音流動。這些流動也形成了我內在世界對於聲音的免疫力，雖然我對聲音很敏感，很容易因為聲音而難入眠，但不會因為聲音而難以寫作。說來也很怪！

季季：
我那一代，台北能去的咖啡館不多。除了明星咖啡館，還有衡陽路上文星書店斜對面的田園咖啡館，年輕人愛去那裡談情說愛，另外是長安東路上的月光咖啡館，那裡的古典音樂很棒。

明星咖啡館，常到訪的是作家和藝術家。最早到明星咖啡館的作家，大概是白先勇、王文興、 陳若曦、王禎和他們《現代文學》那一批。一九六四年我來明星寫作時，他們不是出國就是去當兵，已經不在明星出入了，通常是我一個人在三樓寫稿。到了一九六四年秋天，考上政大的林懷民，也會在周六周日到明星來寫作，林懷民寫一寫，還會拿來問我：喂，妳看我這段寫得怎麼樣﹖

鍾文音：
季季對年代清楚得嚇人，像我記事情依賴的都不是年代，甚且我對時間與年代常有模糊的錯置感。我寫東西依據的是「畫面」，殘存在我心中的「影像」。

同時，我們這一代也沒有文壇結盟，雖然同輩寫作者也都認識，偶爾也有聚會。但卻沒有內在心情的掛勾，頂多在一起就閒聊些流言，對於彼此真實生活面貌卻包了層保護膜，不參與他人內心世界，也不準備打開內心世界給別人看（所以自殺的作家都是屬我這一輩的），當然也沒有人會問彼此寫的怎麼樣了，關心的都是很淺的東西。

表面看起來我生活的這個時代一切都很公開，什麼消息都會不逕而走，但其實我們彼此十分陌生，像我總是習慣隱藏，別人看到公共場合的我未必是「真我」，「真我」其實都在寫作裡。

我不知別人如何，但我是絕對沒有團體的人，我在團體裡會和善簡單，因為我把一些黑暗躲藏起來。說來，我這一代確實是生活在繁華城市的流動孤島。至少這麼多年我都是這樣。

季季：
對我們永定人而言，初來台北其實是異鄉人。不過我們那一代和寫作同好的來往比較密切，生活中各種的沒有，就可能有各種的有。沒有電話、沒有手機，就寫信，或親自登門拜訪。在家寫稿，有時門被敲響，原來是編輯、作家朋友或讀者來訪了。

現在的作家可能不斷的出入各種場域，但沒辦法進入彼此的內心。我們是場域不多，但很快都能進入彼此的內心，知道他們的故事。那時台北沒有所謂的東區，我們常出入的場域，除了明星咖啡館還有中華路的國軍文藝中心，新公園對面的天琴西餐廳，中山北路上的幾間畫廊。去都是為了朋友的展覽，或見見朋友。那時也沒有兩廳院，聽音樂會都在中山堂與信義路的國際學舍（現已拆除）。

這一代的作家，跟人比較疏離，大概很多是從「我」的內心開始寫作，但我那一代作家是從他者的觀察開始創作的。

鍾文音：
我們兩代寫人物的不同在於，你們有種人事氛圍的情蘊，而我們大多是傾向自剖；你們是有根的記憶，我們看似熱鬧其實孤寂。我們是薄膜下包覆的個體，隔絕整個時代背景，因此寫的都是「個我」的故事，少有他者的故事，也不太去介入他人的生活，至少我是這樣，我覺得我創作，但絲毫沒有文壇之感。另外，我覺得兩代作家的養成方式也不同，你們那一代多是在一群人所主辦的文學雜誌裡發表作品，我們這一代多由文學獎得到名聲，是個我去爭取來的，完全沒有所謂的「前輩」在背後撐著。也很少有「前」人給我鼓勵，我的鼓勵反而都來自很年輕的讀者，她們總是告訴我，我雖然寫的是自己，卻反映了她們的內心。但那些讀者都是陌生人，不像你的年代有來往密切的文壇好友。